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徐龙及其妻子王健英因涉嫌受贿和共同受贿日前在广州出庭受审。自2013年开始,广东移动多名高管相继被纪检部门调查,涉案者达60多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9人,违纪违法金额数以亿计。涉案人员陆续进入司法程序,有的已经判决。据新华社电    借助央企的资金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担任广东移动“一把手”长达8年的徐龙参与扶贫、助学、救灾和赞助,获得了不少荣誉。但“光环”后的徐龙却隐藏着另一面。据公诉机关指控,2005年至2012年,徐龙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288万多元、港币200万元。  起诉书显示,徐龙五宗涉嫌受贿的事实主要涉及低价买房、收受购房款、受贿用于女儿在香港买房、收受下属贿赂等。行贿者多来自其他通信类企业,与广东移动有生意合作关系。  在徐龙受审前,广东移动原副总经理郑川、广东移动广州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梁春火、广东移动广州分公司原总经理李欣泽、广东移动广州分公司规划技术部原总经理孙炼等人相继因涉嫌受贿被查,涉嫌受贿的“重灾区”都集中在工程招投标及设备采购领域。  相关司法文书显示,孙炼、梁春火,在设备采购、工程招标上,多次收受承包人和设备供应商的“好处费”。    广东移动的这些涉案高管们还形成内部腐败圈。据办案人员介绍,广东移动系列腐败案涉案人员60多人,处级以上干部9人,多人涉案金额达千万元以上。居于腐败圈核心的徐龙,以钱划界,将送钱者视为亲信提拔重用。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2005年至2012年,孙炼为在职务晋升和岗位调配中获得徐龙的帮助,先后8次贿送给徐龙现金280万元。之后,徐龙将其安排到采购管理中心、规划技术部当总经理,把持了关键部门和重要岗位。  李欣泽和徐龙的关系也非比寻常。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5月,李欣泽为了能得到徐龙的关照和提拔,介绍徐龙及其妻子王健英向广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辉购买位于广东中山的三个商铺,买入价相当于市场价四折。李欣泽随后又安排他人以市价购买这三个商铺,徐龙及其妻获利330多万元。  之后,李欣泽调任广东移动广州分公司总经理。    业内人士认为,针对地方移动“一把手”的监管需更加完善。  广州市中院刑二庭法官崔小军说,地方移动分公司招投标和采购程序较为完备,“一把手”不能随意、轻易将项目给到行贿者手中,“但一个项目有多个标段,总经理至少可以通过打招呼、施加影响让行贿者拿到一部分,这种自由裁量权很大。”  纪检人士建议,应建立更全面的项目监督机制,征集合作商、社会监督员、客户等对企业人员的廉洁评价,拓宽监督渠道,同时突出抓好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强化失信惩戒,让企业不敢行贿。  “要在下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中健全监督机制,完善国企治理结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肖俊建议,依据《企业法》完善国企“三会制”,如董事会成员依据股权结构来确定、监事会主要成员由纪委等机构委派等,并增强对工程招投标、设备采购等企业重大事项的关键环节监管和公开力度。编辑:

中新网9月24日电 在24日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2016年度军队文职人员统招工作即将全面展开,首次定向招聘军队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的配偶子女以及现役军人配偶。  有记者提问,社会高度关注军队统一招聘文职人员工作,请问今年这项工作何时展开?会有哪些政策调整?  吴谦回应称,从2014年开始,军队文职人员实行统一招聘,这一改革举措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通过严格考试和公平选拔,一批知识精英、技术精英、管理精英进入文职人员队伍,走开了一条大范围延揽优秀人才服务军队的新路子。从两年统招情况看,教学、科研、工程、医疗等主干专业聘用对象中,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72%,毕业于清华、北大等“985工程”“211工程”重点高校的占47%,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吴谦介绍称,从总政干部部了解到,2016年度军队文职人员统招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今年10月上旬发布招聘信息,10月中下旬开始网上报名,11月下旬组织统一考试。与往年相比,此次统招主要有3个方面的政策调整:一是扩大中高级岗位招聘数量,为高层次成熟人才进入军队工作创造条件。二是优化招聘岗位专业匹配度,在更大范围遴选适合到军队工作的优秀人才。三是首次定向招聘军队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的配偶子女以及现役军人配偶,体现对烈属军属的关心厚爱。

原标题:超生“黑户”全国超1300万 成历史遗留问题(图)  “黑户”李雪,20年的人生都在试图找回身份证上的“李雪”。  因为是超生的二孩,她没有户口,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上不了学,不能参加社保,无法就医,甚至将来很难找到工作,无法结婚生子。像李雪这样的“黑户”,全国超过1300万。  上周,“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公布,宣告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结。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李雪们,是否迎来了“重生”的机遇?  从出生到现在,李雪就一直生活在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的一个平房里。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籍系统中,她并不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她是李鸿玉和白秀玲的女儿,姐姐李彬的妹妹,一条叫布丁的狗的主人。但她无法在法律上证明自己是谁,因为她掏不出那张长85.6mm、宽54mm、厚0.9mm的卡片,那张不起眼的卡片有一个官方给予的权威名字:居民身份证。  22年前,因为父母交不起5000元的社会抚养费用作超生二孩的罚款,李雪上不了户口,直到现在。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像她这样没有户口的人在全国至少有1300万,这意味着每10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没户口。她们没有户籍资料,没有户口卡,也没有身份证,被社会俗称为“黑户”。其中,780万和李雪一样,属于超生人员。  在李雪“黑户”的22年间,崇文区合并到了东城区,全国人口普查进行了两次,户籍管理从手写入册改为全面信息化,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从独生子女, 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放开二孩的转变,李雪家门前铁轨上奔驰的绿皮火车也换成了银白高铁,时速从平均70公里提升到了300公里以上。  然而,李雪的生活却一直是停止的。因为没有户口,她没上过一天学,没坐过火车,没出过北京城,不能参加保险,无法就医,甚至将来很难找到工作,无法结婚生子。  “什么权利都没有。我有时候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坐在永定门外自家平房的一张椅子上,李雪从抽屉里翻出四个褐色的档案袋,抽出厚厚的一摞纸片儿,用手摊开来,这些来自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纸片儿铺满了整张木桌。  李雪的母亲白秀玲从残疾车上站起身来,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整个人向左倾歪。  为了给李雪上户口,白秀玲和丈夫李鸿玉上访19年,诉讼16年,得到的结果就是桌上这堆纸片儿。    “这是医院给我开的医学出生证明。”李雪从这堆纸片儿中抽出一张,用手指着说。  因为家里困难,白秀玲和丈夫并不想要这个孩子,“李雪的到来是个意外。”  可是,当白秀玲发现怀上李雪时,已经两个多月。当时因为削土豆,刀掉到白秀玲大腿上,扎了一个大口子,伤口迟迟不能愈合。医生告诉她,这样不能流产,会有生命危险。  两口子都是残疾人,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而事实上,1991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可以生育二孩的九种情况中并不包括残疾人。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呢。”李雪指着条文说。在泛黄的纸上写着,“有其他特殊情况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需经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  当然,在李雪出生前,他们并没有得到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批准。事后的事情证明,相关计生部门也并不认可。但在此后的22年中,白秀玲夫妻俩一直坚持自己属于“其他特殊情况”。  就这样,1993年8月11日,李雪在天坛医院出生。此时,她的姐姐李彬已经8岁。  那时,距离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已有11年。为了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而在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的两年前,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此后的35年,中国多数城市地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北京也不例外。  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工厂、机关的围墙上,到处刷写着“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巨大标语。计划生育力度正不断加大,各地对超生严防严控。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已经被推广到全国,覆盖公权力机构和各大企事业单位。  “超生二孩”李雪的到来,对于白秀玲所在单位——永外街道的三产企业永明釉料厂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事故。当年8月25日,还在哺乳期的白秀玲就接到了工厂寄送的“职工开除(除名)公职审批表”。  李雪出生的第5天,父亲李鸿玉拿着出生证明到永外派出所上户口,被拒绝了。“你们超生了,回家等着吧。”4个月后,街道计生办主任来到他家,放下一纸“处罚决定书”,对夫妇俩征收超计划生育二孩的社会抚育费5000元。  李鸿玉当时是北京皮毛三厂的工人,一直停岗在家,一个月收入不到150元。白秀玲的被开除,将这个家庭迅速推入贫困的境地。可是,他们被告知,不缴纳这5000元,计生部门就不给开证明,连带着孩子就上不了户口。  要给孩子上户口,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吗?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 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也就是说,对出生 的中国公民予以登记,无附加条件。  甚至早在李雪出生的5年前,1988年,公安部、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就联合下文,禁止将计生证明、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捆绑。  但各地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将计生与上户口等权益捆绑的“土政策”。“上户口虽然不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但不挂钩,如何约束超生呢?” 山东省一位不愿具名的计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特定时期的无奈之举。”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国至少有20个省(市、自治区)有明确的规定或案例,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相关证明,其中北京、上海、辽宁、四川、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在省级户籍制度上明文规定,将计生与户籍挂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于2014年完成的“黑户”调查报告也显示,由于多年来“新生儿落户”与“超生罚款”捆绑成为通行的政策,大量家庭没有及时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这在客观上带来780万新生儿没有户口,并成为‘黑户’产生的源头。”  “我超生犯错,可是为什么要让孩子承担呢?”白秀玲无法理解这个逻辑。更何况5000元对于当时这个穷困家庭而言,是3年不吃不喝的总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她连疫苗都没打过。”回忆起往事,白秀玲的眼眶噙满泪水。按照国家规定,婴儿都要免费接种疫苗,但只有在卫生部门登记了新生儿住址的才能接到疫苗通知,可李雪连户口都没有,更不用说户口住址。  1995年,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3岁的李雪上访。在反反复复上访了一年多后,1996年崇文区信访办曾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复:开除白秀玲, 单位处理正确,不能改变;至于户口问题,需要他们写出检查直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或给区长写信,经区领导批示给公安部门按户口管理规定办理。  这条模糊信息,一度让夫妇俩以为户口有望了。可是,在写了检查,寄了给区长的信后,满怀希望的他们,等来的却是“无人搭理”。  1998年,李雪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李鸿玉央求侯庄居委会给李家附近的桃杨路三条小学写了一封信,请求照顾李雪入学。  可当李鸿玉拿着居委会开具的信、户口本和两本残疾证带着李雪去报名时,校方却坚决拒绝。第二年,学校还是不让李雪入学。  两次拒绝,让李雪从此失去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进不去学校,李雪开始自学。已经上了初中的姐姐李彬教她学拼音,学会了,她就自己看着字典学。然而,受到家庭的影响,姐姐初三毕业便辍学就业补贴家用。李雪的教育也仅维持在小学四年级的水平。  有一回跟着妈妈去买菜,李雪看到学生放学,在街上就哭了起来,“妈,我想上学。为什么我不能上学?”  看着眼泪汪汪的女儿,白秀玲只能强忍泪水,“孩子,你没户口,上不了学。”  上不了学的李雪,只能每天呆在家里,“没有朋友,也没有童年,相当于跟社会脱轨了似的”。姐姐李彬觉得,妹妹小时候很胆小,见到陌生人总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说话。“她也不喜欢照相,因为户口的事儿,有些自卑。”  这样的自卑,在万海远的“黑户”调查也得到印证。他发现,“黑户”在心理上没有认同感和存在感,心理健康程度普遍较低。“经常觉得郁闷和忧郁的比例超过34.6%和15.7%。”  在日常生活中,李雪处处感受到没有户口带来的不便和限制。尤其是随着户籍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捆绑,身份实名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一切需要身份证的事情,都与这个叫“李雪”的人无关。没去过博物馆,没住过旅店,没有银行卡,没收过汇款,现在连快递都寄送不了,甚至想要去药 店买盒康泰克,都被售货员拒绝。李雪用爸爸的身份证办手机号码,用妈妈的医疗本看病,用姐姐的图书证借书。只要是需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她都没办法独立办 到。  从李雪家走路到北京南站只有2.8公里,可是22年来,她从没出过北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香山。  她没谈过恋爱,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够像姐姐一样结婚生子。“结婚证都领不了。”一说起来,李雪就眉头紧皱。  更让李雪感到无奈的是,有一回她独自去法院递交材料,法院却让她出示身份证,否则就不让进,“可是我是原告,就是来诉讼户口的啊!”    上访要不来户口,李鸿玉一家四口从1998年开始去法院起诉。  先告永外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再告永外派出所,然后是崇文区计生办,最后是崇文公安分局。先李鸿玉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义告。  李鸿玉还让两个女儿都自学法律。李雪还小时,由李彬写诉状;后来李彬在肯德基打工,又做了一份兼职,忙不过来,李雪便开始自己写诉状。  结果通常都是:一审,败诉;上诉,败诉;申诉,败诉。申请抗诉,驳回;申请再审,驳回。  16年间,除了诉讼的主体不同,官司的结果全都一样。每当接到败诉的消息,李鸿玉就坐在破旧平房外的院子里抽烟,一声不吭。两三块钱一包的红梅,他一根一根不间断地抽,直到把一整包烟抽完。  这时候,李雪总会走过去说:“爸,您别抽了,对肺不好。”  李鸿玉从嘴里吐出灰白色烟圈的同时不住地咳嗽。支气管感染的李鸿玉看着女儿,却不知该说什么。  李鸿玉总认为是自己的诉状没写好才输了官司。这时候,他就会训斥女儿,让她们好好看书,学习法律知识。“至少你得让他们挑不出毛病来。”  李鸿玉每天琢磨着李雪的事儿,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想起诉状要写的内容,他就赶紧把李雪叫起来,害怕没记下来,转眼就会忘了。  “人家的日常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就是起诉、上诉、找户口。”李雪说。  官司在一次次败诉,孩子却在一天天长大。李鸿玉夫妇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上访。他们跑遍了区、市、中央的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政府信访办、法院、检察院、妇联和残联等十数个政府机关、单位和部门。  因为不停信访、打官司,他们一家成了“特别关照的对象”。“我们都被编了号。我爸是一号,我妈是二号,我姐是三号,我是四号。”李雪翻出一张“控制力量值班表”递给记者。  这张表格显示,被控制人为李鸿玉和白秀玲,2009年从10月1日到10月7日,在侯庄63号路口和民主北街93号口,每天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各有3名民警值班。  “只要家里有人出门,外面就有人拿着对讲机喊,一号出去了;三号、四号出去了。”李雪说。  2004年,当时的崇文区计生办称,只要李鸿玉在一个月内补齐剩下的4950元罚款,李家就可以拿着收据去派出所上户口。但是李鸿玉拒绝了。“那孩子这些年的损失,谁来承担?我们受了这么多罪,不服这口气。”  多年的艰难,让李家为之付出太多。面对这难得的机会,李鸿玉的决定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这是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造成的。” 时任永外街道办事处宣传部长的韩光堃在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当初公安部门确实是难为了他们,但是后来政府确实想帮他们,他却不接受,“提一些不可能的事”。比如补偿孩子没受教育的赔偿、请家教什么的。  按理说,李雪可以赶上人口普查“大赦”。因为每一次人口普查,国务院普查办都会下发通知,要求“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  “国务院普查办是这么规定,但大多数基层政府不会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等于计划生育政策就没有了,计划生育这方面还是要求交罚款。”著名人 口学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曾公开表示。不少父母怕被“秋后算账”,依然不敢给孩子进行“户口登记”。只有福建省于2008年明确规定了 超生婴儿无条件登记,到2010年5月,该省为历年累计下来的近50万“黑户”人口登记了户口。  北京市执行的则是放宽条件的登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对经济困难的超生户进行照顾,可以先交一半的抚养费,剩下的分期缴纳。  而与政府的对立,又使李雪丧失了这两次户口登记“大赦”的机会。  2000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白秀玲依稀记得,有一个女普查员拿着几张表到家里,把李雪也登记了。但问到户口的事,女普查员说了一句“办户口找派出所去”,就走了。  等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祈盼“普查”的李鸿玉却没等来人口普查员。他就自己到居委会填了张表格,但居委会交没交上去,李鸿玉也不知道。  普查没能为李雪带来户口,普查也无法解决“黑户”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普查,“大赦”一批超生“黑户”;普查过后,又有一批超生“黑户”出生,等着下一次“大赦”。政策在政策之间的冲突中,陷入无解的死循环。  “黑户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万海远说,只有让户籍登记与计生罚款分离,“黑户”问题才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可是,李鸿玉看不到“黑户”生存的土壤消失的那一天了。  由于先天性肌肉强直,李鸿玉经常全身僵硬、肌肉痉挛。犯病时,“全身像是被万条钢筋拉扯着,眼睛皱成一堆,手抽抽在一起,腮帮子深深陷进去。”  在李鸿玉去世的前两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病也越来越严重,经常在早晨痉挛。  2014年4月28日,李鸿玉以李雪为原告,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又一次起诉永外派出所。  那天早晨从家里出来时,李鸿玉只是走了几步路,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再加上先天性肌肉强直,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身体不听使唤了。”可是,白秀玲得了脑血栓和高血压,每天得吃好几种药,腿脚也不便。最后,李鸿玉坚持和李雪一起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  等他们坐地铁回到家里时,李鸿玉的身体就再也扛不住了。在住进医院的第二个星期,他开始呼吸不畅。两个多月后,2014年9月5日,李鸿玉呼吸衰竭。医院抢救过来后,李鸿玉成为植物人。  李雪知道父亲心里放不下什么,她会不时坐在床边,和父亲念叨诉状、官司的事情。有一回,李雪说着说着,悲从中来,不禁伏在床头哭了起来。“爸,你要赶快醒过来,你还要跟我去法院。”  当她抬起头来,准备擦拭眼睛时,李雪看到,父亲的眼角已满是泪水。  2014年11月6日,李鸿玉去世。在为女儿的户口上访19年,诉讼16年后,一个父亲最终还是没能为女儿找来户口。  “小雪,永远不要放弃”。李鸿玉再也不会抚摸着李雪的头,对她说出这句话了。  姐姐出嫁,父亲去世,妈妈也越来越走不动路了。可李雪还得继续寻找“自己”。  “我生活的全部就是我的户口”。现在,她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自学法律,阅读法律条文,写诉状,跑法院和检察院。《户口登记条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管理征收条例》等涉及户口和计生的法律规定,她一条一条看,一条一条记。  在李雪开始独自寻找“户口”的这几年,中国延续多年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规模的减少,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加严重等因素,已经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在不断松动。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在此背景下,自2013年底至今,宁夏、山东、江西南昌、湖北、广东等地陆续公开发文,重申计生与户籍脱钩,严禁为户籍登记设立任何前置程序。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例行发布会上也称:将落户、入学、低保与父母落实计划生育情况挂钩,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符,应当坚决禁止。  与此同时,政府关于计划生育奖、惩、扶助等配套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之中。2014年,针对“失独群体”,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规定,独生子女三级以 上残疾或死亡,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且女方年满49周岁的夫妻的特别扶助金的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270元、340元,农村每人每月150元、 170元。  而李雪的官司仍在继续。2014年4月28日,她对永外派出所提起的诉讼,不被受理。上诉,被驳回。申诉,被驳回。2015年7月7日,她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请提起抗诉。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就在上周,2015年10月29日,当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宣告,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终结时,李雪正在等待检察院是否提起抗诉的结果。  “我的‘黑户’问题,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在经历漫长的失望与等待后,李雪对重燃希望已经越来越谨慎。  现在,李雪常常回忆起家里的土坯房还未倒塌、姐姐还未出嫁、爸爸还未去世时候的光景。  那时,在那个“墙壁满是裂纹,屋顶开始下沉,动不动就往下掉土、随时都有可能塌掉”的土坯房里,一家人还在一起,自己和姐姐帮着妈妈做饭,爸爸坐在门前抽烟。  “简简单单的。”唯有家人的陪伴和亲情的温馨,才能让这个从懂事以来就为户口而忧心的姑娘,忘记片刻自己没有户口这件事。  寻到那个存在于身份证卡片上的“李雪”,李雪还需要多久?

中新网10月10日电 据新西兰天维网援引NZHerald消息,中国投资者在新西兰奥克兰以北的地区买下94.4公顷的土地,据悉很快将重新开发成住宅地块。  Barfoot的销售经理Saull Hinton说,这块位于Warkworth以南靠近Valerie Cl的46.4公顷的土地被卖出了770万纽币的价格,卖出这块地的销售是David Dai。  另一块位于Parry Kauri公园附近Thompson Rd的48公顷的土地也被卖出800万的价格,不过并不是通过他们的中介。  “据我所知,这是两个不同买家买下的。”他说,但两个买家都来自中国。  “卖点就是地大。中国人对一切都感兴趣,虽然现在还是农村地块,但在未来肯定是城市住宅区。”他说,在地区规划上,这些早已计划好。  据悉,这块Warkworth附近的地块被中介描述成“土地银行”,从奥克兰海港大桥驱车至此仅需要33分钟时间。编辑:

新京报讯 (记者吴为) 昨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在京签署《京津冀协同构建人道应急体系创新发展合作联盟框架协议》,决定建立京津冀人道救援合作联盟。未来,三地将建立覆盖华北地区500公里范围无缝衔接的立体化空中救援模式。    北京市红十字会介绍,未来三地将形成在应急体系建设和突发事件处置中统一指挥、协同配合、联防联控、联勤联动的工作格局。  同时,三地决定在已建设89个机降点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京津冀地区的机降点,构建并形成以北京为中心,京津冀为主体,覆盖华北地区500公里范围无缝衔接的立体化空中救援模式。  未来,三地还将共享应急装备,制定三地之间救援装备需求和购置计划,在突发事件处置中根据救援需求统筹协调和调配使用救援装备。    京津冀三地红十字系统还达成协议,决定未来将探索建立2022年冬奥会筹备和举办协同服务保障机制,加大冰雪项目运动损伤急救培训力度,构建赛事举办地空地联合救援网络,组织开展志愿服务保障工作。  “未来我们将有三地联合的应急体系,在冬奥会期间,可以发挥应急体系在突发事件中快速反应、协同配合和正确处置的优势,为圆满举办一届卓越的冬奥会作出应有贡献。”北京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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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6-01 06: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