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春6月7日电(记者 张楠)7日7时30分许,吉林省珲乌高速公路长春方向460公里加750米处发生一起客车翻车事故,客车内5人当场死亡,3人受伤。  记者从吉林高速公路警方获悉,事故客车车牌为吉B65350,核载55人,事故发生时实载29人。  吉林省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长吉大队接报警后,立即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抢救伤者及勘查现场工作。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消防大队出动4台消防救援车辆,对客车进行破拆,抢救车内人员。  目前3名伤者分别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接受救治。  事故调查及其他处理工作正在进行中。编辑:

对于经常腰酸背痛的人来说,膏药肯定不会陌生。与打针吃药相比,膏药既方便又无痛,在国内颇受欢迎。  经河南省政府认定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聂麟郊膏药”,其衍生品“聂麟郊祛痛贴”今年2月中旬被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食药监局”)认定为假药。  此后,从事销售“聂麟郊祛痛贴”的经销商被河南永城警方刑拘,理由是“涉嫌生产销售假药”。日前,《法制晚报》记者获悉,因证据不足,检方拒绝批捕,经销商被释放。  5月初,生产“聂麟郊膏药”的聂家将河南省食药监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假药认定,13日,郑州中院驳回了诉讼请求。    “聂麟郊膏药”代表性传承人聂树信表示,该膏药创于1902年,于2007年被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艺术联合会评定为河南首批“老字号”。2010年,被洛阳市人民政府、洛阳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审定为“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文化厅审定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4年底,由于牵涉河南洛阳生产的一种药物贴剂,一时无法就产品性质做出准确判断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食药监局,就“聂麟郊祛痛贴保健品”真伪向河南省洛阳市食药监局发函,请求对相关产品进行调查、认定,并将回复意见函告。  接到内蒙古方面的业务公函后,洛阳方面随即组织人员对聂麟郊祛痛贴等产品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几天后,洛阳市食药监局初步鉴定聂麟郊祛痛贴等产品为“假药”。这个结果遭到了聂麟郊传承人的激烈反对,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也表示对结果“不予认同”。  为了进一步判断上述贴剂的性质,洛阳市食药监局紧急向河南省食药监局进行了请示。请示的理由是:(贴剂)含有中药成分,产品上标注“关节劳损、骨质增生”等医疗术语,在祛痛贴产品上标注“非遗保护产品”存在误导消费者嫌疑,在全国近百家店铺统一标识“聂麟郊膏药老店”构成事实上销售药品(膏药)的行为。请示事项为:以上认定是否妥当?  2015年2月12日,河南省食药监局作出豫食药监法[2015]18号批复(以下简称18号批复):“同意聂麟郊祛痛贴等产品按照假药论处的意见。”  2015年4月9日,聂树信的女儿聂海南接到河南永城的代理商家人电话,说永城市食药监局依据18号批复对代理商进行了查处,代理商也被永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我们受理立案的依据是永城市食药监局移交给我们的构成犯罪移交函。销售假药属于刑事犯罪,不属于他们职权范围,必须移交公安机关,所以案件移交给我们。目前案件已经移交给检察院。”永城市公安局打假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法制晚报》记者。    “河南省非遗认定的名录就叫‘聂麟郊膏药’,宣扬非遗怎么能称为误导消费者?而且没有规定说保健用品中不能含有中药成分啊。”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秘书长黄承斌对省局的答复表示不满。  “如果被省政府多个部门认定为非遗的‘膏药’不让称呼为膏药,那应该叫什么?”聂海南说。  “贴敷类的,只要含有药物成分,就是药品。目前国家食药监总局承认的只有国药准字号的。”河南省食药监局负责健字号审批的工作人员,对前来的采访的《法制晚报》记者说。  据了解,“聂麟郊祛痛贴”于2003年在河南省卫生厅注册,注册号为豫卫健用证字[2003]第0105号,有效期至2008年7月8日。  2005年河南省卫生厅不再受理保健用品备案。2012年聂麟郊祛痛贴以静电理疗贴在洛阳食药监局注册,注册号为豫洛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1260027号,有效期至2016年11月15日,但使用未到4个月即被收回,予以注销。  之后,2013年经河南省全民健康促进会评审(豫健准字[2013]第11号),“聂麟郊祛痛贴”销售至今。    “我们对非遗项目的历史、制作、工艺、选材以及整个传承做了认证,但不是药品这块的认证。之前没有考虑到膏药这一块是否为药品,是否应当具备药准字号等。如果是非遗项目的话,应该不是假药。”河南省文化厅下属的非遗保护中心业务处的工作人员对法晚记者表示。  “任何一个非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如今都是在变化的,而且产品也在不断创新,我们现在对非遗传承和发展,这个发展就包括衍生品。”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河南省政协常委沈开举教授说。  河南省文化厅官网公开的数据显示,该厅所发的“豫文非遗[2012]24号文件”《关于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通知》中如此表述:“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遗保护工作。”  “如今像膏药这样的民间传统技艺,很多都因为后继无人而断了传承,我们家就传男不传女。现在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将作为非遗项目的聂麟郊膏药一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聂海南说。    2015年5月4日,聂海南一纸诉状将河南省食药监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18号批复。2015年5月1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以“18号批复不具有可执行的内容”为由,驳回了聂海南的诉讼请求。  另一方面,法晚记者从河南警方获得消息,以涉嫌销售假药品被刑事拘留的聂麟郊膏药永城销售商,已经被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警方批捕申请,相关当事人已经被释放。  据了解,国务院在2013年9月28日发布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中,将保健用品列为国家五大健康产业之一。  “保健品有两大类,一类叫保健食品,是内服的,一类叫保健用品,是外用的。保健用品目前还没有专门法规,也没有授权哪个部门监管,目前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行业规范,没有法律赋予药监部门对保健用品进行监管。”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秘书长黄承斌说。  “保健用品行业是国家鼓励、支持、发展的行业,方兴未艾。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它发展的早期都面临着各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亟待出台法律法规。有些省级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管理办法,河南目前是空白的。”沈开举教授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记者了解,1997年河南省卫生厅发布了《河南省保健用品卫生监督管理办法》,2002年修改为《河南省保健用品管理办法》,2005年国务院部署清理部门规范性文件时,将《河南省保健用品管理办法》废止。  2010年2月21日,河南省卫生厅发出《关于废止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从此河南省未对保健用品立法。

本报讯 自从本报刊出“6月6日杭城将有无人超市现身”的消息后,就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兴趣问题。  “是不是真的没有工作人员啊?”“那怎么结账呢?”“我要是不付钱会怎么样?”  6月6日,钱江晚报记者来到这家位于绍兴路上的华润万家VanGo便利店一探究竟,发现虽然是一次实验,仍有不少读者早早赶来尝鲜。有人喜欢,有人提出建议。  昨天,实验“发起人”蚂蚁金服方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实验,杭州店的付款率达到82%。此模式有望在国内真正被应用。   位于绍兴路上的这家VanGo便利店,140平方米左右的店内销售着2000件商品。实验当天,所有的商品都被贴上了新的价格标签。价格边上是一个付款码。  店内没有一个收银员,想买东西,自己拿。付钱,可以选择用支付宝刷付款码,也可以付现金(收银台上特设一只收银箱,为了给那些数学不太好的亲们提供方便,收银箱边上还放着一台计算器)。不过,这只收银箱并不找零。  付不付钱、付多少钱全部由顾客自己决定,就算有人拿了东西就走,也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比如,你买一个包子,只要用支付宝扫一扫付款二维码,就会跳出一个输入付款金额的页面,输入相应金额,你就成功买下了这只包子。  消费者的反应如何?有位刚睡醒的男士拎着两个包子边用支付宝付钱,边感叹:“三天没来买早餐,就赶不上时代了”。一位韩国大叔进来看了半天,发现自己没有支付宝,又没有零钱。他逛了十几分钟,最后拿了仅有的6元零钱买了瓶水。  当然也有很多消费者提出:“我万一算错、输错了价钱,怎么办?”  “蚂蚁金服”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如果未来‘无人超市’真的落地推行,会给每件商品都贴上一个可以扫一扫付款的二维码。那样,既不用顾客记价格,也不用算价格,最后也不会误输入了。”    没人管,又没人收银,这样的模式,消费者会自觉买帐吗?  当天,跟杭州这家店同时进行实验的,还有北京一家便利店。据说,还是有不少顾客在店里做了挑战个人诚信的事儿。  有三名女顾客,趁着无人收银,专挑贵的拿,装满袋子后直接走人;有男士付了十元钱,拿了烟和酒……  在杭州,经过一整天的无人运行, VanGo便利店在盘点商品后发现,6号当天总共卖出了1.67万元的商品,收到顾客的自助付款大约是1.37万元,应收账款和实际收款相差了3000元,付款率达82%。  而在收到的付款中,56%是通过支付宝来付款的,44%的是现金付款。  “做无人收款,华润万家也是第一次,在国内属于率先尝试。”华润万家小业态负责人陈经理表示,以信任为纽带来与消费者互动,是一种新的经营理念的尝试。  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滔表示,“无人超市”的实验只有短短的一天,但“通过这次实验,我们对中国的信用社会更加有信心。”  据透露,一些商超品牌已经主动和芝麻信用接洽,希望尝试把无人超市、无人收银模式在国内的超市里真正应用。而经过这次实验,华润万家的陈经理也表示,相信无人收银这种模式未来有望在国内真正应用。  其实,无人超市、无人收银的模式在国外已有实践。顾客购物之后无需排队自己可在无人柜台自助结账,不仅方便,也减去了超市的人力成本,提升了运营效率。可见,基于成熟的信用体系,很多社会服务、商业服务都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用户也能因此享受到更大的便利和权益。  本报记者 朱银玲  本报通讯员 钱冰冰编辑:

公安部紧急部署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公安机关和治安、消防、交警等警种,协调海警、交通公安等投入长江沉船救援;派出工作组及法医、DNA专家。天津、上海、江苏、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公安机关派工作组赴湖北协助做好乘客身份认定等工作。邹伟编辑:

2001年,县城女青年王海燕决定放弃稳定、清闲、有正式编制的工作,到北京看世界,爸爸摇摇手对她说:你走吧,你要出了这个门,咱们就是家毁人亡了。  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迈出了家门。多年后,王海燕成为知名女作家“绿妖”。  2002年,在北京的聚会上,绿妖遇到了李霄峰、柏邦妮和老六等一批爱谈理想和文艺的青年和中年。  十多年后,这些外省来的、没有背景、没有学历的青年,一次次回到县城,又一次次回到北京。经过不断地摸爬滚打,这些离不开北京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名利双收的作家、编剧或导演。  如今,当年那些年轻人,大部分不再把梦想挂在嘴上,而是沉默地低着头大步赶路。他们都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这个城市能给你的,别的城市给不了。”  决定离家去北京时,王海燕被父亲叫着促膝谈心,在家里一起谈的还有四位男性长辈,五个男人坐一圈,当中围着一个她。  长辈们怎么也想不明白,眼前这个小姑娘,为什么要在母亲遇上官司、姐姐离婚的当口离家?为什么明明有一份稳定、清闲、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还一心要离开县城?他们摆出种种理由劝说,吵得厉害了,父亲管海燕叫“小神经病”,但小神经病并没有要回头的意思。  最后还是做爸爸的摇摇手,对女儿说:你走吧,你要出了这个门,咱们就是家毁人亡了。  一阵寂静之后,王海燕拎着箱子出了门,后脚一迈出门槛,“心态上已经是孤儿”。  多年后,她已成为知名女作家“绿妖”,在文章中写下这样的话:“谁曾在年轻时到过一座大城,奋身跃入万千生命热望汇成的热气蒸腾,与生活短兵相接,切肤体验它能给予的所有,仿佛做梦,却格外用力、投入。”  一个外省来的、没有背景、没有学历的女青年,在偌大的首都,会遇到怎样的事情?当绿妖回顾这十多年的岁月时,答案再明显不过了:  “谁的生命曾被如此擦拭,必将终身怀念这段旋律。”  “终于有一天,他们来到北京,发现无数同类”  不管怎么看,绿妖也不像那种意气风发闯荡天下的冒险者。  她谨慎,含蓄,敏感,在人群里会觉得不自在;刚到北京时,如果见到一个单位门口站着警卫,她会绕远两步走,没由来地怕对方查身份证。编剧柏邦妮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有事去绿妖家,只见对方严严实实把着单元楼门口的大铁门,完全没有要请人上楼坐坐的意思。  柏邦妮一下就意识到了:平时认识的礼貌周到的绿老师,是她在时尚杂志锻炼出来的面目,而真实的绿妖,“绷得很紧”。  然而这个谨小慎微的人离家到北京,念头是坚定的。  2015年5月,在东四环一间咖啡馆,身着白衣黑裤,手上带着银镯子和珠串的绿妖看起来再平静不过了。说起当年的心意,还是斩钉截铁:死也不能回县城。  14年前刚到北京时,她住在十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据说快要拆迁,“一副临时气氛”,厕所老旧,电话没装。  她在一家时尚杂志找到工作——面试官看到简历后附的文字,惊讶道:你就是网上那个绿妖呀!于是得以留下。但家里还是没有电脑。每晚,她在办公室里写稿写到十点多,然后在门卫大爷同情的眼神里离开,乘上115路公交车。  车沿着仿佛无尽的青灰色大道飞驰,“风从敞着的窗户灌进来,精疲力竭的身体里,仍然有东西在飞舞”。  这是在北京的绿妖的感受,在县城时的王海燕是无法找到这种感觉的。王海燕的工作是在变电站维护值班室地板与黑色皮革绝缘垫的清洁,有电力局的正式编制,上一天班,休息两天。天黑之后,县城也跟着陷入一片沉沉的黑暗,她夜半时望向窗外,就好像全城只有自己的窗口还亮着灯。  而在北京,她可以掉入“书和文艺青年的海洋”,看书看得整夜不睡;或是在一间文艺青年口耳相传的DVD店,找到所有传说中大师们的影片。生活中没有人跟她说话,没关系,她开始参加文艺青年们在网上召集的饭局。  “对来京朝圣的外省青年来说,初次与饭局相遇,就像一个长期潜伏的地下党终于找到了组织。”多年后,作家绿妖在小说《北京小兽》里这样描写道,“在外省,他们长年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孤独地阅读,用每一个机会买书,订购《读书》、《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他们上网,和全国的文学青年相联系,在每一个文学BBS上发帖,熬夜写文章,用网络上收获的掌声,掩饰生活中的倦怠。”“终于有一天,他们来到北京,发现无数同类,在最初的找到同类的狂喜中,他们归队,崇拜着一个又一个中年男人或女人。”  这缘于2002年西祠胡同的“影视”分类下,挂起了“饭局通知”。  组饭局的“见招拆招”,真名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饭局上,绿妖到早了,见到偌大的圆桌尽头坐着一壮年男子,“国字脸,酱色面皮,不怒自威”。初出茅庐的文艺女青年心里想着网上熟悉的“萌物”,冷不丁在现实中撞上一个货真价实的出版社副总编,差点夺门而去。  老六在BBS上写的帖子,后来被编成了一本书《闪开,让我歌唱80年代》。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用多少碎片也描述不尽的……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  “那年头,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黑。在他自杀前的流浪岁月中,可以身上没有一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开门见山说自己没钱,但可以给老板背诗,换顿饭吃。老板说诗他听不懂,但可以管诗人吃饭。”  往往在一天的劳顿之后,绿妖踏入饭局。最多的时候,大包间里能塞下四十多个人,“吃相斯文一点的人,如果错过了一道菜,等它转回来,要等上半小时”。  谁又能自在地走进一间全是陌生人的房间,安然坐下来与他们一同吃饭?可是喝了酒,“就好了”。他们聊罗大佑,聊侯德健、崔健;聊杨德昌、侯孝贤、贾樟柯。饭局总要持续到晚上11点后,一帮男男女女迈着醉步走在北京城青灰色的大马路上,有时候会一块儿唱歌,《海阔天空》是常见曲目,还有《亚细亚的孤儿》、《恋曲1990》,有人拥抱,有人哭,有人吐。  那是绿妖写作最不费力的时光。  有人在BBS上写下近万字长帖,第二天就一定有人写上三四千字回应楼主。“那是一个大家好像住在一个院子里、有时还会被推到胡同口的时代,彼此之间声气相闻,”当年在西祠胡同上有版块“像邦妮一样爱你”的柏邦妮回忆说。相比之下,后来红火起来的博客,更像一个私家客厅,“大家关起门来躲在家里”,不再出门交流。  互联网发展迅速,博客兴起,文艺青年的大饭局也随之消失。  “我怀念那个短暂的绽放,”2013年的时候,绿妖在文章中写道,“好像八十年代文学热一条长长伏线,隐埋身世,在新世纪头一个十年登场亮相,事了拂衣去,飒沓如流星。”  “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  如今,绿妖回忆往事,发现自己熟悉的人,还都是当年在BBS上认识的。  譬如常常出现在饭局的、疯狂热爱电影的安徽青年李霄峰。他从比利时留学回来,被导演贾樟柯称为“像上世纪二十年代刚从苏联回来的革命家”。李霄峰在西祠胡同创立了“晃膀子联盟”版块,与一帮热血电影青年一块儿,跟学院派打笔仗。有他们加入的饭局,满屋子都是嗡嗡的黑泽明、费里尼、安东尼奥尼。  “就是感觉我要是不拍电影,这辈子都白过了。”李霄峰说。  这位从小看着经典电影长大的愣头青,谈论着他对电影的理解,直言不讳地对当时的国内“大师”的水准表示不屑。“就好像生活的大幕即将拉开,”绿妖形容,“而我们这代人会成为场上的演员。”  很多年后她才知道,李霄峰当时是偷偷摸摸休学回家,时不时计算着时差给家里打电话,为了不露馅,说话前还要沉默一会,给“国际长途”滞后的语音留出时间。  蜚声西祠的顾小白,最有名的帖子叫《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可他当时还是铁通员工,工作稳定,单位分房,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哪怕老六,也正“被无力挣脱的幻灭感撕扯着”,找不到解决之道:“到处都是‘做’出来的书,挂羊头卖狗肉,扯虎皮做大旗,为婊子树牌坊,拿肉麻当有趣。”他声称“俺对这个行业的反感和绝望到了顶点”。  绿妖原以为唯有自己的生活才“千疮百孔”,回头望时,则见到了一批为生活所困的人。  然而他们在论坛上、在饭局里,诉说的却是理想与心气。这批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文艺青年相信“一切价值将被重新评估”,等着大幕拉开的那一刻。  也是在开始攒饭局的这一年,刚满20岁的柏邦妮辍学,背着几本电影书和家里的几乎全部积蓄,来了“基本上只认识一个人”的北京。  “我20岁那年,是个傻X电影青年,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电影。我决定辍学北上,去心中的电影圣殿——北京电影学院旁听。”12年后,有人在知乎上提问“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到北上广深打拼,即使过得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然义无反顾”时,她这样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她告诉提问的人,“旁听的那一年,没出过海淀区,蹭所有能蹭的课,看所有能看的片,到港台资料室,复印当时买不到的台湾电影书。不让复印的,手抄。就这么抄完了朱天文的很多剧本。”  她很快在西祠胡同有自己的版“像邦妮一样爱你”。见到她的文字以后,包括绿妖在内的京城媒体编辑开始约她写稿——先是资料写作,后来就去跟明星面对面谈。这和绿妖的经历也很像:刚到北京时,李霄峰曾代表网易向她约稿。没有名校学历,不是科班出身,都没有关系,“她是那拨作者里面最好的,她赤诚”。  “我们都是从互联网开始的。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平等的平台,”李霄峰说,“让大家可以往文学、电影里面走。”  李霄峰“最穷困潦倒的时候”,被绿妖派去采访歌手阿杜。其他人知道了,都觉得后怕:“你怎么敢让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去采访另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采访张曼玉时,柏邦妮被拉到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店”,一整个团队围着明星忙忙碌碌。然后她被告知:只能问两个问题,你想问什么?  这位电影青年说:我想问张曼玉爱看什么电影。  对方“惊了”:这么宝贵的机会,你就问这个?  绿妖印象深刻的,则是一次有网友在BBS上求助:洗衣机坏了,该买个啥样的好?大家伙七嘴八舌地凑上去出主意。绿妖思索了好久才意识到:“原来这才是生活真正的样子?”  平时大家不聊这个。  有太多的理由不喜欢北京,可这城市让绿妖感觉“青春留了点东西下来”。在一次次的饭局中,从形形色色文艺青年的谈话里,绿妖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地图”,就像面对浩瀚星空,她如今能够找出自己的大熊星座或是射手座。  到现在,每当要开始写一篇非虚构作品,绿妖都会拿起《光荣与梦想》或者《巴黎烧了吗》,一读再读。这两本,都是当年饭局上屡被提起的“80年代新闻从业者的圣经”。  多年以后,柏邦妮从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课程班毕业。作为年轻编剧,她和李少红、彭浩翔、关锦鹏等导演都有过了合作。  回想当初来北京时“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并不自信,一无所有”的状态,她总结道:“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  那一刻,她几乎以为自己还能回到县城去。  一度,绿妖感叹她们那批人就像歌词里唱的:放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四年之后,当初一起在BBS上码字的那些超级电影fans,要么混到媒体,做鸡零狗碎的勾当,要么在偷偷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未遂后洗心革面,回到正常轨道,并从此消失不见。”  在饭局中聚拢的文艺青年们,随着BBS的衰落而消失于生活中。绿妖也在那时最后一次见到饭局上的李霄峰,隐约记得他“灰头土脸的”。在标记着“2005年”这一时间的不止一篇散文中,她提到别人,也叹息自己:  “我终于也能结结巴巴说上一些场面话了,我终于也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赞美奉承别人,——尽管总有些磕巴,我总算学会变脸大法、马屁神功、学会谈钱并讨价还价——必须承认,成长对有些人格外缓慢或艰难——我终于变成这个疯狂购物的冷漠女人,我终于没能戒酒,并开始抽烟。我选择成为今天的自己,并在心里把自己千刀万剐。”  生活的大幕真正拉开后,文艺青年们见到的,不是闪亮登场的自己,而是现实生活。  乍看起来,谁还在关心黑泽明呢?当北京二环内的房价全面突破两万元时,他们发现所有人都在讨论着买房。  时尚杂志编辑绿妖感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分裂”。按照老板的要求,她穿着名牌服饰出入各种富丽堂皇的场合,组织流光溢彩的活动。而在那两年她写下的小说《北京小兽》中,主人公李小路也正思索自己的去留:“留下来,就要忍受北京这该死的堵车,该死的房价,该死的夏利车的消失,从此打车都是两块钱的恶劣现实;忍受老板挑剔你的穿着,忍受工作是寻找一个上流阶层,他们身家千万挥霍无度,只是生活里谁他妈也不认识半个这种人。”  绿妖“徘徊在主流价值观之中”,却发现那里似乎没有她的位置。  2007年年底,绿妖试着回到县城老家。第一时间,她给自己在县城图书馆办了张借书卡,想着:书再少,鲁迅全集总有吧?  回到县城之前那一两年,她从时尚杂志辞职,在远离喧嚣的北戴河租了间房,专门写作,吃顿饭都要走上好几里路。辞职前,她把时髦衣服都打包起来,有齐腰那么高的“袒胸露背的衣服”,全都寄回老家。她在北京城里徒步,积蓄最少的时候,连离开北京的钱都没有。  曾经,她对那种“没有保障”的生活深怀恐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流落街头怎么办?会不会被送去收容所?……”  她的姥爷,一个读私塾的“民国文艺青年”,在人生最好的二十年里坚持不懈地要跟包办婚姻的原配离婚,到老了却劝女儿要过得老实安分:“否则年轻时你还能踢能咬,老了你怎么办?”  绿妖觉得这话“沉痛至极”,隐含着一个一辈子精力充沛、一意孤行的人对自己生命的否定。  而稳定的体制内又是“多么念旧情”。2008年,绿妖收到县城电力局的消息:编制还给你保留着,你还要不要回来?  那时候,她觉得,如果能住在父母身边,安安稳稳地生活,也许没那么糟?她甚至想到,在县城的《电力报》上,自己也能去采访,去写写工人们的故事。  那一刻,她几乎以为自己还能回到县城去。  “我就是不想待在那样一个氛围里,那种对领导的器重感激涕零、所有人都期盼你能升官的氛围。”  写小说《少女哪吒》的时候,绿妖在绍兴。  她对那座江南小城的印象是“随便进一个饭馆都很好吃”;她住的屋子在蕺山附近,那里据说是王羲之从前所住的地方,山上还有一间书院。常常在吃好了晚饭以后,她与当时的男友一起爬山,散步,“感觉那才是生活”。  他们也曾定居大理。那里四季如春,房子周围每天都有花开放,她可以慢悠悠地辨认各种植物,或是顺手摘两颗樱桃吃——樱桃树是别人家栽的,果子沉甸甸压弯了枝头,伸出院墙来,也没有人摘。  可最后,她还是回到北京。从这庞大的城市带去绍兴的镇宅之宝,兜了一大圈,又一排排地回到原地。  为什么要留在北京?和柏邦妮等朋友一块儿吃饭时,绿妖曾琢磨过这事儿:既然你留在这儿是为了我,我留在这儿是为了邦妮,邦妮留在这儿也是为了你,我们为什么不一块儿搬到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去呢?  “现在我们不说这话了”,绿妖笑着说,“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  与《北京小兽》一样,《少女哪吒》的主人公叫李小路,是一个在北京漂泊多年的县城女孩。《北京小兽》是“李小路”在北京的遭遇,《少女哪吒》则是“她”在故乡的回忆:一段少女时代的友情。  女孩们坚信她们可以好一辈子,然而生活历经剧变,人们挣扎求存,希望走出自己的路,往昔岁月在碾压下不知所踪。  “有一种中国式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哪吒’,你知道吗?”柏邦妮解释说,“就像哪吒一样,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子女要把所有父母给的东西都还给他们,才能去争取精神上的独立。这个过程很疼痛,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孩子被视为父母的私人财物。”  况且这“哪吒”还是个女孩,“在传统文化中更是被要求放弃、懂事、顺从、过主流生活的那群人”。  而她们在现实中用尽全力走出的路,也许就跟李小路的好朋友王晓冰一样,从酒吧服务员转到丧葬公司的化妆师,怎么努力都没法把自己养太好。  在老家人眼里,王海燕离家多年,好像也算不上有什么成就。绿妖出第一本书时,人们围上来打听:出本书能赚多少钱?  那本书首印一万册,绿妖估算一下,回答说:“两三万吧”  大家一下就踏实了:“哦,那也不多嘛!”  2008年,绿妖回到县城,去电力局上了半天班。领导对王海燕的归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与她年纪相仿的办公室主任特意带着她到处熟悉环境,向同事介绍她的归来,并对她的才华称赞有加。“好好干。”他对她说。  回家后说起这一场景,父亲很开心:领导好像很器重你呢。  但她已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去办了离职手续。  “我就是不想待在那样一个氛围里,那种对领导的器重感激涕零、所有人都期盼你能升官的氛围。”她说。那之前待业一年多的经历,让她不再有那种深入内心的对“失去保障”的恐惧。  只是,多年后,周云蓬在《北京小兽》的“跋”中回忆他跟着绿妖回老家县城,春节时亲戚们聚会,一位长辈站起来训斥她:你看你在北京混的,你连王都不姓了,你就姓你的绿吧!  “哪吒”唯有远离父母,文艺青年们也总有重聚的一日。  2012年夏天,李霄峰问一个刚回国的朋友,知不知道有什么适合改编成电影的中短篇小说?  那女生想到了此前柏邦妮推荐的一部短篇小说。她告诉李霄峰:你去看看绿妖写的《少女哪吒》吧!  “每次坐飞机回北京,都会发出一声感慨,我怎么又回来了?这城市给了你什么?说实话,什么都没有给你,但是,你就得回到这个地方。”  李霄峰读了《少女哪吒》,感觉“看到的不只是这两个女孩,而是我们70后这一拨人”。  他还写了篇日志。“我说我终于看到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真正走向了文学”,他感到“很高兴”:“这姐们儿现在真正是一个作家了!”  失联7年之后,他和绿妖又面对面坐在了一起。只不过这次,他是以导演的身份出现,希望能购买《少女哪吒》的版权,拍成电影。  从前沉默寡言的李霄峰在绿妖面前显得非常干练。他们聊起2007年的夏天,那时候,绿妖放弃了写作,想着也许可以回老家;李霄峰呢,也放弃了电影,酗酒。他跑去上海,远离了北京的朋友圈,尝试做各种“不靠谱”的生意:公司年会的礼品设计,想在影院爆米花上印广告……  他甚至想过设计一种“情侣爆米花筒”,两个半圆形的筒可以扣一块儿,但摸清了生产厂家的情况后,他知道这事儿没门。  “有那么两三年,觉得拍电影这事儿估计是没可能实现了,”他说,“但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一点:远离电影行业,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种摧残。”  不明原因地,李霄峰每天都很郁闷,觉得难受。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一个消息:自己主演的电影《达达》通过审查,要上映了。  他打电话到处报喜。晚上就觉得奇怪:我这一天怎么这么高兴呢?  突然一下,李霄峰知道自己必须回北京。只有回到这里,才能重新接触到电影行业。  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每次坐飞机回北京,都会发出一声感慨,我怎么又回来了?但是没办法,你也爱这个地方,你也恨这个地方,你说这傻X城市给了你什么?给了你爱还是给了你老婆还是名利?说实话,什么都没有给你,但是,你就得回到这个地方。”  在北京,又是几年时光过去,直到在34岁时遇到《少女哪吒》。  “我深深爱着我的家乡,希望跟它永不分离。”小说开头,女主人公王晓冰在作文里写下这样的句子,那时候她才初二。李霄峰读到这句过时的作文句子,哭个不停。小说结尾,为了自己的新生,这女孩改名换姓,从老家县城几经波折,辗转到石家庄,终究在人海中消失。  5月18日,正好是《少女哪吒》杀青一周年,上映前的看片会在北京东城区一间影院里举行。电影结尾时,王晓冰的妈妈对李小路说:“别不结婚,你们现在年轻,还体会不到,等老了怎么办?”北京白领李小路走出老家花里胡哨金碧辉煌的大酒店,年少时的恋人在门口,肤色黝黑,开着武馆,还在等她。两人无话可说。  剧终,伴随字幕缓缓升起的,是30多年前的流行歌曲《故乡的云》:  “归来吧 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 归来哟,别再四处飘泊。”  除了原著绿妖,当年一起“北漂”的顾小白、柏邦妮的名字,也都出现在了字幕里。  “如果在小城市,我和绿老师这样的人,都会被当成怪人,怪胎;但是在北京,我们可以互相取暖,心气相投。我们走的小路各不相同,但大方向是一样的,当你知道有人在你前面走的时候,心里就没有那么孤单。”柏邦妮总结道。  “这两年,朋友们又陆续出现,我吃惊地发现,我们都成了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的人。”在最新的散文集《沉默也会歌唱》的封皮上,绿妖总结了一下他们这帮文艺青年的生活,“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却同样走过心灵的夜路。路遥远,青春被现实甩干脱水,甩掉不切实际的行李、甩掉脂肪,有人得抑郁症,有人自杀,但大部分年轻人不再把梦想挂在嘴上,而是沉默地,低着头大步赶路,直到黎明的风吹到脸上。”  这散文集里的文章最早的写于2002年,那时她刚离开县城;最新的则是这两年的作品,她一次次离开又回到北京,最终对自己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摸过火,浸过烈酒,孤独里泡过热闹中滚过。拆毁有时,被大城市炼丹炉销骨毁形,你摧毁之前封闭孤寂少年,而融入更庞大幻觉之中;建造有时,你从幻觉中寻回自己,犹如岩石上开凿羊道,一刀一刀塑出自己最初轮廓。”她写道。  在这本书的开头,绿妖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2001年11月末的冬夜,话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散场后,她和朋友约着一块儿吃饭。席上坐着编剧史航、程灵素姑娘,还有乘着飞机从海口赶来的文学青年二黑。他们坐在一块儿,聊起表演工作坊。  那一夜极冷,寒风刺骨,但它依然是绿妖想起“北京”这城市时,脑海中最先亮出的画面:那是她在北京的第一个饭局。  那时,她才意识到:原来,北京是这样的。  如今,她和柏邦妮都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这个城市能给你的,别的城市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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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7-08 06: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