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璇文并摄《中国青年报》(2015年04月29日10版)  肺癌晚期患者吴树梁一直在和时间赛跑,跑过时间,他赢取的不仅是生命。  有媒体称,他和死神“抢时间”是为妻子的深圳户口。几天前,穿一身病号服的吴树梁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承,“户口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目标。”  在户口这件“头等大事”上,他先是跑过6个月,办下了自己的深圳户口;接着跑过4个月,儿子跟着他随迁入户。继续跑,前方是妻子的户口。  没人能预料,他何时会突然停下来。他患上肠梗阻,腹部胀得像个皮球,住进了医院。任何新添的疾病都可能绊住这个癌症晚期患者的脚步,更何况他听说,“肠梗阻的死亡率是10%”。  “死亡”两个字,从2012年年底的一天开始,对当时37岁的吴树梁而言,变得不再陌生。那天,医生告知他患上肺癌晚期,已失去手术机会,还跟他说,“大概还能活3~6个月。”  在这个生存期限被抛出来之前,时间对吴树梁显得比较慷慨。这个老家河南的深圳打工者,刚刚得到在这个大城市奋斗数年的馈赠——申请深圳户口的资格,是对他评上“深圳优秀保安员”的奖励。  回忆起那个殊荣,这个身体窝在躺椅上的男人,色泽暗淡的脸上肌肉松弛下来,细细的鱼尾纹像水纹一样,沿着眼角微微舒展开来。那是一个半天时间里,他露出的极少能令人捕捉到的表情。他感慨道,“一个没有学历、在底层打工的人想拿到深圳户口实在是太难了。”看上去,他似乎还比较幸运。  不过,那份幸运感很快被绝症的消息击退,喜悲之间仅隔了两个月。刚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吴树梁感到“愤怒”,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2009年,他从一家保安公司分到龙新派出所当辅警。在接警室里,他为丢钱包的路人解过囊,帮醉酒的人醒过酒,还为斗殴的外地人拉过架。一位同事评价他,“人很好,做事认真。”  他没有愤怒太久,“一个月就缓过来了”。他想活着,“要抓紧时间治病,没时间怨天怨地了”。  癌症患者吴树梁决定跟时间赛跑。他像个经验丰富的跑步者,将眼前的路途“分解成几个目标”,一段段去征服。而户口,成为他极具现实意义的一个目标。  如果一切顺利,他的深圳户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从申请到办下来需要等待8个月。但时间似乎给吴树梁开了个玩笑,医生担心他可能活不到那天。他觉得不甘心,“要是户口没办下来,我就死了,实在是太亏了吧”。  吴树梁的起跑还比较顺利,对于癌症晚期患者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他跨过了医生所说的生存期限,跑到2013年6月,拿到了一张薄薄的深圳常住人口登记卡,上面有他的名字。  而暂时打败时间的代价和成本是,11次化疗、40次放疗,6次生物治疗,一直到他的身体无法再承受这种治疗方式,并且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落得“倾家荡产”。  那张跑赢时间而获得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给吴树梁带来的,除了身份感的象征,还有着更务实的意义,比如医疗保险。他说,起初在广州治病时,自己享有的是深圳劳务工医保,再加上床位紧张,“医药费大部分是自理的”。在拥有深圳户籍之后,他开始享有深圳综合医疗保险。这意味着,相比于劳务工医保,他可以享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更高的报销比例。  一旦跑起来,他又有了新的目标,就是儿子的深圳户口。他回想起那段时间,“心是悬着的,担心中途我要是走了,儿子的户口就没了”。好在那段路途不算太漫长,他又跑下4个月,“战利品”是——儿子跟着他随迁入户。  户口给予这个深圳普通打工者家庭的实际意义还在延伸。儿子在深圳上小学的“大问题”迎刃而解,不费周折,也没花借读费。  一个周五傍晚,穿着一身蓝白色校服的儿子蹲在吴树梁身边,拉起爸爸的右手,握在自己的手腕上,父子俩掰起了手腕。这是一场39岁男人和8岁男孩的较量,但看上去他们势均力敌,一时胜负难定。一旁的妈妈冲儿子打趣道,“你舅舅一根指头就把你打败了。”  患有癌症的爸爸没有那种威力了。那一刻,吴树梁的嘴角却挂出难得的笑容,他笑着对儿子说:“爸爸腰使不上,没劲,打不过你了。”癌细胞在身体里已经有大面积的骨转移,导致他的腰部剧烈疼痛。  很多人知道吴树梁的抗癌故事,是因为儿子吴同的一篇作文《我的梦想》。这个小学生在作文里写着,“我愿意用全世界的好东西,换我的爸爸活着”。这篇作文在深圳当地广泛传播,有人为吴树梁捐款,其中深圳龙岗区慈善拿出5万元“本区户籍困难居民的重大疾病医疗资助”。  钱无疑是支撑吴树梁跑下去的重要资本。但仅有钱,是不够的。越往后跑,这位癌症晚期患者越觉得“力不从心”。疼痛成为他奔跑路上的负累。  从去年10月开始,这种负累开始加剧。这个昔日190斤重的壮汉,在半年里瘦了40斤,一副圆脸露出了尖尖的腮帮,颧骨也凸起。他疼得直不起腰来,成日佝偻着,1米72的个头萎缩到1米68。  近两个月来,他已经疼得无法在床上平卧了,只能靠在躺椅上。他习惯性地摁着左胸,那是除了腰部,他身上的另一处痛点。他面无表情地形容那种疼痛,“就像刀子在挖着骨头”或者“子弹击中肋骨一样”。  妻子回忆起,有天半夜里,看见丈夫疼得跪在地上,头埋在胳膊弯里。还有一次,吴树梁一个人疼得跑到卫生间里嚎啕大哭。但他说,“自己几乎没在家人面前掉过眼泪。”  “‘生不如死’这个词就像是为我造的。”被疼痛折磨得脱了相的吴树梁说。他说,脑子里很多次闪过一个念头,“死了反而是种解脱”。  但对这个一家之主来说,生死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此时,正是吴树梁向新目标——妻子户口“挪移”的阶段。他原本计划撑到今年6月,等他深圳落户满两年时,妻子可随迁入户。当他觉得目标在即时,发现政策变化了,这个期限调整为3年。  又多了12个月。这个背着癌症跟时间缠斗了30个月的男人自我安慰道,“这是要逼我再多活一年。”  他不得不继续跑着。为了减轻疼痛,他近乎疯狂地吃吗啡片。近半个月来,他一天的剂量达到24粒,最高时吞下了30粒药丸。他说,按照常规剂量,“普通人一天是半粒,最多不能超过1粒”。但他对吗啡已经上瘾,疼起来就像“吸毒的人一样”,去翻找柜子里的白色小药片。  因为服用过量的吗啡,他数十天无法排便,不得不住进医院,连着9天没有喝水进食,“拼着命”减少吗啡服用量。看上去远不如癌症厉害的肠梗阻,轻而易举地将这个硬汉打回重症病患的原形。  看着丈夫如此痛苦,妻子偶尔也会冒出某种“不应该”的想法,“我是想过的,他要是走了,可能就不会这么痛苦”。曾经有医生劝过她,“放弃治疗吧”。但她还是不忍心,“他活着,这个家还是完整的”。  吴树梁背着家仍在前行,往前挨一天,妻子户口的目标多一丝希望。户口,是他最初来深圳就渴望得到的东西,“没有户口,就没有归属感”。  说这句话时,他面无表情地坐在病房窗前。窗户外面,是生机勃勃的深圳龙岗区。这是深圳最靠东的市辖区,当地人眼中的郊区,人们口中的“关外”,集聚着大量的外地务工人员。  同是河南老乡的妻子,是深圳庞大外来务工群体中的一员。妻子来深圳10多年了,在鞋厂做过工人,如今在汽车站售票,是典型的深圳“打工妹”。在他看来,按照深圳入户条件,“学历低、没有购买住房”的妻子几乎没有入户的条件。  当死亡逼近吴树梁时,户口的意义在他心里强化。他认为,把妻子的户口熬下来,意味着给家人挣下“更好的生存条件”。  他想把“归属感”像遗产一样留给妻子。除此以外,他还有着更务实的考虑,搜罗着一切将户口作为门槛的政策信息,比如“申请深圳低保”或者“申请廉租房”。一个可怕的担忧总萦绕在他心上,“等我不在了,随我入户的儿子,他的户口会不会取消?”  随时可能卸下家庭职责的吴树梁早已拟好遗嘱,那更像是交给家人待他离去后的生存指南。他偷偷地在笔记本上告诉妻子,一旦他去世,“如何通知家人和处理遗体”、“如何注销户口和暂停公积金”以及“换煤气罐的步骤”等种种事项。他甚至找好义工组织,等到死亡那天来临时,让他们“给妻子提供安慰”。  吴树梁说,“我早已经对死不恐惧了”。但他还是想活着,朝着新的目标发起冲刺。他自愿变成一个药罐子,或者他口中所说的“小白鼠”,尝试着各种止疼和抗癌药,“拿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中药、西药,甚至不知真假的“走私药”,他照单全收。他靠着瓶瓶罐罐里的药,一天天熬着。那里面有白色药片、蓝白色胶囊和弄不清成分的粉末,大部分是药商和医生免费送给他的。而他要做的是,在不时打来的电话里,把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药效反馈给他们。  支撑他跑下去的,不单是药,还有他所说的“生存欲望”。在他加入的一个癌症患者QQ群里,经常有人喊着“疼啊,受不了了”。据他了解,“有的癌症病人到了后期,因为无法忍受疼痛,没有生存欲望了,自然很快离开”。  “癌症病人活活疼死,不是传说。”吴树梁说。  而媒体报道他为了妻子户口疯狂“续命”的故事,像是当下社会的另一种传说。住在医院里的他,知道人们在谈论着自己的故事。对此,他几次强调,“户口是我的一个心愿,但不是我活着的全部意义。”  在4月下旬深圳一个云淡风轻的下午,他略有所思地说:“在生和死面前,户口算得上什么事情?”(原标题:户口逼我活下去)编辑:

县委书记在基层治理架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领导干部锻炼成长的重要阶段。只有加强日常监督,把巡视工作向地市县一级延伸,管住县委书记,使他们自进入主要领导干部行列起就受到严格的管理监督,才能做到抓早抓小、防患未然,确保权力始终在纪律和规矩的约束下运行。  近日,有媒体对一年多来落马的县委书记数字进行了统计,引发社会舆论关注。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岗位很重要,官不大,责任不小”。管住县委书记,规范县级权力运行,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一步,事关党的事业兴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容小觑。  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县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落地环节,每一个县级“细胞”的生存状况,都与国家肌体的健康程度息息相关。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县委书记这一角色,集资源分配、干部选拔等大权于一身,承担着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等任务。其能力高低、表现好坏,能不能经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直接关系到治下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县域经济异军突起是一大亮点,不少县委书记带领县级领导班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近年来许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也多发生在县一级,由县委书记贪腐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塌方式腐败”时有所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一批生长在基层土壤中的“烂树”被连根拔起——浙江省开化县原县委书记王金良在工程建设、土地开发等方面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先后数十次收受贿赂;……这些县委书记的蜕变堕落,根源在其自身党性不坚、定力不足,同时也说明,长期以来有些地区对县委书记的管理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执纪问责存在薄弱环节。  常言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政治生态是整个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县委书记守不住廉洁自律底线,触碰政治纪律红线,不仅会污染一方水土,更可能搅坏一锅粥。如果省区市党委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不把腐败遏制在基层,让有问题的人逐级提拔,最后就会把问题全部推给中央,不仅会辜负党和国家培养领导干部的心血,也会大大增加在正风反腐斗争中决战决胜的成本。  “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首先看基层干部。”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基层干部的重要性。县委书记在基层治理架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领导干部锻炼成长的重要阶段。只有加强日常监督,把巡视工作向地市县一级延伸,管住县委书记,使他们自进入主要领导干部行列起就受到严格的管理监督,才能做到抓早抓小、防患未然,确保权力始终在纪律和规矩的约束下运行,让廉洁成为县委书记的为政底色。  用制度管住权力,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县委书记,关键在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初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对在场和全国的县委书记提出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也印发了《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可以预见,中央与各地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逐步向地市县一级延伸的巡视工作,都将成为检验县委书记“成色”的“试金石”,为构建良好政治生态打下坚实基础。(记者 闫鸣)(原标题: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县委书记)编辑:

近一段时间,家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的张女士总觉得腰包在“缩水”。  女儿以往每周五和周日往返南雅中学,单程打车需12元。而如今,即便不堵车也需要15元左右,费用增加了20%。  4月12日,张女士觉得长沙这轮的士涨价“太狠了”。  今年3月18日,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采取听证会议定的第二套方案,调整出租车起步价。从这一天起,长沙出租车起步价调整为白天8元/2公里、夜间10元/2公里。同时,开始征收高峰时段低速计时收费、平峰时段低速计时收费,以及返空起计里程。  去年11月11日,长沙市物价局正式公布了对长沙市出租车涨价的两套方案与对方案进行听证的相关事项。11月28日在长沙的枫林宾馆举行听证会,对调整出租车起步价、单公里租价和交通高峰期低速计时费、延长单程用车返空费起计里程和夜间加收服务费起计时间,设计了两套方案,即起步价白天10元/3公里、夜间12元/3公里或白天8元/2公里、夜间10元/2公里;至于高峰时段低速计时收费、平峰时段低速计时收费和返空起计里程等相差不大。  该听证会顺利通过调价方案,但长沙出租车调价的出台时间却迟迟未定。一位知情人士称,不断下滑的油价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为不知跌到何处为止的油价,让出租车运费向上调整的理由有些尴尬。  今年1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将与出租车密切相关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365元和350元,93号汽油全面进入5元时代。柴油价格创历年新低。  记者注意到,自2014年6月始,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行,成品油零售价格一度出现十三连跌。但这仍无法解决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  长沙市有关部门发布的资料显示,出租车涨价所依据的计算营运成本的方式显然“与众不同”,尽管上一次调价发生在2009年1月,但长沙市有关部门提交听证会和媒体的测算基础依据的却是2007年的数据。  长沙市政府的计算是,2007年迄今,0号柴油每公升从6.14元涨到了7.28元。车用天然气每立方价格从3.28元涨到4.6元。两者分别增长了18%和40%。因此,提高出租车运营价格势在必行。  今年3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向长沙市物价局副局长熊景业当面提出质疑:提交听证会商议出租车调价时测算成本的一个主要依据,是2013年的汽柴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当时的柴油价格为7元多,而现在柴油价格已经跌到6元,为何还说成本高涨?  熊景业回应道:长沙市九成出租车使用的都是天然气,虽然汽柴油价格大跌,但受益司机少。而天然气的价格不仅没有降低,实际上还在涨。  前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长沙出租车烧天然气居多属实。因为前些年汽柴油价格高涨,很多司机花上几千元将车子改成了烧气,当时油料成本可以降低一半左右。因此,那段时间使用柴油的出租车司机对此非常有意见。而近年来,油价不断下滑,天然气价格却上涨。用气的成本高于用柴油。  但他指出,燃料成本仅是政府考虑的一个方面。近10年来,长沙出租车运价经过了几次调整,每次都是以“价格杠杆”名义对市场进行调控。  2005年7月,长沙出租车的起步价由8元/3公里调整为3元/1公里,政府的理由是:降低了出租车的乘车门槛,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当时的原油价格则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从2004年的每桶42美元一度飙升到每桶70.8美元的历史最高点。  而2009年1月1日,长沙再次以价格杠杆的名义调整出租车价格,起步价由3元/1公里变为6元/2公里,一直延续至此次调价前。此时,国际油价则从2008年的140多美元/桶,跌到了55美元/桶。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目前长沙市有出租车7700多台。  长沙市物价局商品价格处副处长黄小年透露,的士调价是希望通过合理涨价来补偿出租车运营成本的增长,提高出租车司机收入,并缓解城区在高峰期打车难的现状。  那么,目前长沙的哥收入几何?  4月13日,一名“员工制”的陈姓出租司机称,作为白班司机的他,调价前,一天入账440~460元,交完180元的份子钱,还要支付100多元的燃料费,最后剩下的利润约150元左右,一个月收入约为4000元。而调价后,每天可以增加30元,收入有望达到5000元/月。  一位4年制的“半承包”的哥告诉记者,自己每个月的份子钱是5800元,因为承包之前已经缴纳了承包费,计算下来份子钱和“员工制”的司机差不多。调价后,估计月收入能达到5500元。  他认为,调价方案中每天两个高峰期的低速行驶费增加,也会改善高峰期的士不进城的问题。  但两位司机都对市场前景表示不乐观。“看起来是不错,但涨价了,客流量可能有影响。”他们担心,提高起步价,短途客也会受到影响,这就可能使的哥收入减少。  而不少的哥也表示,调价还可能使份子钱增加。因为很多公司就有“弹性”规定,如果运价调整,那的哥的月生产任务定额指标就会相应调整。  月生产任务定额指标就是俗称的“份子钱”。  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长沙市出租车定价方案出台前,长沙市芙蓉区某出租车公司,张贴着一张《长沙市出租汽车行业“两化”模式新方案简介》,第8条写着:“运价调整,原则上按照运价调整带来收入增加的10%上调月生产任务定额指标。”  记者了解到,这则《方案》确实属于行业规定,目前长沙市推行“员工制”的出租车公司有16家,司机们担心的份子钱上调并非不可能。  对此,长沙市物价局副局长熊景业表示,该局一旦接到举报调高份子钱的问题,将严肃查处相关公司。  出租车涨价后,井湾子张女士的应对办法,是自己和丈夫尽量坐公交车,减少开支。“女儿读书路途太绕,只能坐的士。我们都是上班族,就不能那么奢侈了!”  今年春节前,长沙市出租车涨价令还没有公布,出租车公司就已经开始准备涨份子钱了。前述知情人士称,这也让人不难理解:因为其中关乎巨额利益。  据悉,长沙市7700多台出租车中,除了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两家公司中的1100台车不需要缴纳份子钱外,其余6600多台按最低缴纳份子钱标准(每月5300元)来算,一年下来全市出租车总共需缴纳约4.2亿元的份子钱。  该人士称,长沙市每台出租车的牌照使用期限是8年,费用是5万元,即长沙市相关主管部门每年光在出租车司机身上收取的牌照费就高达4800多万元,再加上每月每台车平均几百元的税收,等等,相关部门每年从出租车司机身上总共收取的各类费用应该过亿。  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出租车行业之所以一直无法摆脱政府管制下的特许经营,主管部门也总是用调价来管理的原因。“管理部门与利益集团对于民生领域、对于公共资源的相互勾连,是不可能有动力推进行业管理的根本性改革。”前述知情人士称。  这一观点亦有听证代表认同。2014年11月的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上,一位匡姓消费者代表对涨价直言不讳,“出租车公司降低管理费、份子钱才是根本。加价治标不治本。”  记者了解到,在2015年的长沙市和湖南省两会上,都有部分政协委员提议,改革出租车行业管理模式,取消份子钱。  专门研究过出租车的问题、连任3届湖南省政协委员的王义高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现有的出租车管理模式是将“公权私化”的弊政。  他说,出租车牌照为公共资源, 目前管理模式实际上将特许经营权私有化,并构成了垄断。其表现为,一是出租车的数量垄断。据他了解,10年来,长沙人口倍增,但出租车仅仅增加了几百台,按住建部标准,长沙市远低于每万人配置出租车的数量。可市民叫苦但没有人理会。二是收入垄断,除了购车外,公司靠着份子钱等享有高额利润。  王义高称,他多次在全省两会上提议取消出租车公司,目的是打破这种公私不分的垄断。“80%的司机都是初中文化,属于低层劳动者。他们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王义高介绍,出租车司机每个月除了要上交份子钱,车辆的保险费、维修费、违章罚款、燃油费等也都是由个人负担,出租车公司直接将成本嫁接至司机身上。同时,为了保证出租车公司利益最大化,出租车数量被严格控制。  据悉,在今年长沙市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市政协委员张治梧也提出《建议长沙市人民政府取消“份子钱” ——提升我市出租车行业社会形象》,以提案的形式正式提出废除目前的出租车特许经营模式。  长沙市政协委员刘岳则分析认为,目前的这套调价方案,完全由市民来承担涨价成本,市民不高兴;而只涨价,不降低成本,出租车司机不满意,最终出租车公司成为最大得益者,既不公正也不合理。而要想真正提高出租车司机收入,就应该从降低出租车行业的营运成本入手,必须撼动出租车公司的固有利益,减免份子钱。  湘潭大学法学教授、湖南省政协常委胡肖华指出,出租车的特许经营应该考虑其公益性,毕竟是将国家的公共资源交给了市场。这个市场应该是开放的,是可以公平竞争的。政府需要改革现有的特许营运模式。更需要政府退出对民生、对公共资源的管控,以服务型政府的姿态来管理公共事务。

新京报快讯(记者许路阳) 自今年起,听力残疾考生经申请批准后,可免除高考外语听力考试。  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消息,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规定招考机构可提供包括适当延长考试时间、免除外语听力考试、提供大字号试卷等便利。  残疾考生如想获得上述便利,应按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提出正式书面申请。  对免除外语听力考试的残疾考生而言,他们的外语科成绩,将按照“笔试成绩×外语科总分值/笔试部分总分值”计算,而其他考生进行外语听力考试期间,他们可翻看试卷,但不得答题,听力考试结束后,方可答题。  延长考试时间方面,规定称使用盲文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50%;此外一些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写特别困难考生,其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30%。    1、提供现行盲文试卷。  2、提供大字号试卷。  3、免除外语听力考试。  4、优先进入考点、考场。  5、设立环境整洁安静、采光适宜、便于出入的单独标准化考场,配设单独的外语听力播放设备。  6、考点、考场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如引导辅助人员、手语翻译人员等)予以协助。  7、考点、考场设置文字指示标识、交流板等。  8、考点提供能够完成考试所需、数量充足的盲文纸和普通白纸。  9、允许视力残疾考生携带答题所需的盲文笔、盲文手写板、盲文作图工具、橡胶垫、无存储功能的盲文打字机、台灯、光学放大镜、盲杖等辅助器具或设备。  10、允许听力残疾考生携带助听器、人工耳蜗等助听辅听设备。  11、允许行动不便的残疾考生使用轮椅、拐杖,有特殊需要的残疾考生可以自带特殊桌椅参加考试。  12、适当延长考试时间:使用盲文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50%;使用大字号试卷、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写特别困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30%;外语科目延长的考试时间中包含听力考试每道试题播放间隔适当延长的时间。  13、其他必要且能够提供的合理便利。(原标题:

中新社丹东5月1日电 (朱明宇)辽宁省丹东市5月1日开通韩国游客专列,今年将运行48次专列,可承载5000名韩国游客。  丹东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也是中国海岸线北端起点,与韩国相距不远。  据丹东旅游部门介绍,已同韩国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开通韩国游客在丹东的豪华旅游专列,游客来源为从大连、沈阳、丹东等地入境。  韩国游客在丹东游览两天,然后乘坐专列前往位于吉林省的长白山,继续游览。开通该旅游线路在丹东尚属首次。  目前,韩国方面已拍摄了旅游专题片。该旅游专列预计每个月运行8次,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0月末。(完)(原标题:辽宁丹东开通韩国游客专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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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5-16 03:09:21